总结来看，中国企业在出海上存在五点优势。第一是强大的供应链，包括卓越的生产制造能力、先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密集的国际物流网络。

黄渊普也认为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缺乏国际普适性，要求别人适应这些管理文化，是很有挑战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把老板看作绝对的权威。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文化和管理风格，如何与全球磨合会是一个挑战。”

上海禧壶（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在墨西哥展开电商业务，总经理范宇也有类似观察：“可能国外一个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互联网思维，比不上国内一个不做互联网的互联网思维”。他说，中国的跨境电商模式在拉美是“降维打击”，尤其是第一波“吃螃蟹”的电商，靠着国内的“基本操作”在拉美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当然，中国企业出海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文化和法律差异，国际化管理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进行品牌声誉维护和取得消费者信任难度较高。未来，出海企业要避免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充分考虑当地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关注长远战略而非短期扩张；增强内部能力，如品牌建设、市场分析、财务和物流管理；进行全面的市场研究和战略规划以形成有效的海外布局；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人才，提升全球运营能力；加强法律和监管风险的管理等。

闻邦椿除对主要研究方向“振动利用工程”进行深入研究外，还对“机械动力学与转子动力学”、“机械系统的非线性理论与应用”、“机械故障的振动诊断”及“工程与矿山机械的工作理论”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果。

先生（指闻邦椿）在研究工作中一丝不苟，记得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先生反复修改了多次，在文中所附的意见，在字数上甚至超过了我的论文，连文中的标点符号也一一指正，时至今日，我也常常效仿闻老师，逐字逐句地给我的学生修改论文。我走上了从事振动分析与控制的研究道路，正是得益于先生的言传身教。十几年来，导师淡泊名利、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上海交通大学李鸿光教授评）

由于他所研究的机器直接应用于生产，出现问题时，必须在很短时间急速处理。他作为课题负责人，常常要冒很大的风险，在这些问题面前，他常常彻夜不眠，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试验测量，应用已掌握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在他研制成功的机器中，多数都具有创新的部分。

第四，中国政府实施了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出海，例如简化出口手续，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率；为出海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退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等。这些措施旨在促进贸易增长并构建优质的出海生态系统。

再次，出海背后的主导因素，也发生了转移。罗兰贝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副总裁江浩则提出，十年前的出海浪潮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企、央企为主，这些项目从经济角度讲是在扩大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中国产能的输出，但也有区域政治方面的考量。而现在的出海浪潮更多是市场行为，是企业基于经营情况做出的战略决策。

例如，中国新能源车出口量已居全球第一，一方面，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产品品类齐全，物美价廉；另一方面，中国在应用程序方面也有优势，这与中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经济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密不可分。

中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核心组成包括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扩展、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链升级，以及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优化生产流程，重新构建产业基础，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以应对成本上升和升级难题；需求侧扩展则是通过消费升级和鼓励内部消费来增强内需体系，这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平衡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则需要国内大循环不仅嵌入国际循环中，同时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确保国内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推动形成国内大市场，这不仅可以减少省际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市场的边际扩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和推动高速公路与高铁网络的建设，中国正努力消除省际的隐形壁垒，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

黄渊普认为，最难的是出海人思想心态上的“走出去”。中华民族是相对内敛和保守的民族，安土重迁。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统一大市场，所以不像很多资源有限的国家，比如新加坡、以色列，天然地有很强的走出国门的意愿。

在这一转型中，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成为重点。数字经济不仅重塑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还通过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优化了生产效率和交易透明度。同时，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关注，绿色经济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中国将“碳中和”作为国家战略，顺应了国际社会的环保趋势，也为国内外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和机遇。

第三，民营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注入活力，也提升了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 文邦